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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很少有像我这么不争气的男人。我一直盘算着“就在下次，下次一定能收到征召入伍的红纸片”，但直到战争结束它还是没有到来。虽然我也收到了传唤令，被传唤了过去，但征兵的人只问了我两三个问题，同其他人相比问题惊人得简单，然后他们就用一句“你辛苦了”把我客客气气地打发出去了。
在战争年代，我是个完全听天由命的人，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避而远之。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即便是收到征兵传唤令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随便怎样都可以，想法简单无比。当他们说“身体状况不好的人请站到这边来！”时，一半左右的人都过去了，其中还包括很多看上去很健硕之人。我不会去做那样慌乱，滑稽的事。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对我有所顾忌，与其说是觉得我无能，倒不如说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的人。他们认定小说家只不过是白天睡懒觉，晚上彻夜不寐，黑白颠倒的懒惰之人，是不服从规定的无赖汉。我听天由命，什么工厂都愿意去，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按照别人指示去工作。我是彻底的听天由命主义者，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慌乱，好像我的确是有些古怪。
也许就因为如此，当所有日本人都在拼命工作时，只有我却几乎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心里觉得在战争中自己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死去，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
我当时是日本电影公司的特约顾问。不过，我现在竟然想不起“顾问”二字要如何写了，想必各位也能想象到我是怎样一种存在吧。我一个礼拜露一次面，看一看这个礼拜的新闻影片以及其他一些还算有趣的东西，然后跟专务(当)见个面，谈话谈个十五分钟就算完事了。即便如此，有时候专务好像还会觉得不耐烦，一副不见面也可以的样子。我也因此顺水推舟，渐渐地一个月只去一次公司，去领一下薪水而已。其实，我写过三个剧本，不过一部都没有被拍成电影。其中第三部《黄河》原本就不合时宜，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4年年底，那个时候日本已经确定会战败，所以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扛着摄像机，悠然地行走在中国的黄河边上了，但公司却还是要我写那个剧本。仔细想来，也许专务觉得我的处境可怜才做那样的安排，他一定觉察到我什么都不做，也不去公司上班，却领着工资，他的心里应该有些不好受。而且，写小剧本的话很快就能完工，一个接一个地搞下去又太麻烦，所以他用心良苦地让我写一个大剧本。其实，专务跟我之间多少有一点儿不为外人所知的关系，这些就略过不提了。
治理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需要面对的大难题。几千年以来这个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有种说法是“谁能控制黄河谁就能控制整个中国”。电影的主题是，“九一八事变”之初，为了将战略性决堤(理)后改道的黄河河口引入长江，日军进行了一个庞大工程。不过具体如何搞工程与我无关，我负责写的是那件事情发生前的故事，主要表现黄河是一条独特的大河，具有怪物般的性格！这是一个侧重讲述历史、地理的文化剧本。
幸好有这件事，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熟悉了黄河，相关的书也读了很多。当时，立教大学校内有一个叫亚洲研究所的机构，那里有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名字已经记不得了。我曾经在三好达治(的)那里见过那个人一面，听说是一位可信的中国研究学者。我听说那位诗人当时在亚细亚研究所工作后，便去拜访求教。除了他之外，那里还有几位中国研究学者。但不巧的是，其中并没有谁专门研究过黄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那里我得到了耐心的指点。他们告诉我一些书，还有书店的名字。我就去了内山和山本那两家专门出售跟中国相关的资料的书店，买回他们推荐的书，开始阅读起来。
除此之外，会津八一(此)老师大概是从创元社的伊泽那里听说我正在研究黄河，便邀请我去早稻田的甘泉园，那里有很多老师收藏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老师告诉了我一些有关黄河的文献，不过那些文献都是中文原版，我没有读懂它们的语言能力，所以只了解了书名便不得不敬而远之。
我越来越感到，被强迫完成这样一件毫无希望，或者说毫无意义的工作，最终只会是徒劳无功。如果这是一本小说，战败后过个十年、二十年，或者等我死后，也许有出版的可能。但是，这样一部描述中国的电影剧本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它会随着战争的失败而永远消失，变成水中泡影。非要让我完成这水中的泡影，我做不了。翻阅有关黄河的一些书籍本身倒是十分有趣，我几乎每天奔走于神田，本乡，早稻田，以及其他各地的旧书店去找书，为了写剧本，就连黄河之外的有关中国的书也拼命地阅读，甚至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然而，我还是一点儿都没有写剧本的心情。硫磺岛被攻破，冲绳陷落，我变成了每两个月见专务一次。每次见面，他都催我准备差不多就该动笔了。不过，专务在乎的只是公司的流程和形式，他比谁都知道那个剧本已经不可能被拍摄成电影。而且，专务只是关心形式过场这一点更让我觉得无趣。虽然我也在想，既然每个月都拿人家薪水，那就必须要写。可是，那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并不是光凭义务感和觉悟就能做得来的。我的内心总是在小声嘀咕：“我一半的薪水都拿去买有关黄河的文献了，所以就算不写也可以说得过去吧。”我总是这样宽容自己的懈怠。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住的地方竟然幸运地未被烧毁。我住在蒲田，附近有下丸子的大片工厂区，之前就已经开始遭到了大轰炸。不过只炸毁了一家大工厂，其余的街区都只是受到了流弹波及而已还有十多个大工厂没有被摧毁。一个大工厂至少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被轰炸掉，这么算来，要炸毁其他工厂少说也要二十多个小时。可是那时我已经受够了胆战心惊的日子，我想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两枚流弹飞落到我家里。
因此，我早就盘算好，只要发现白天编队的轰炸目标是这附近的厂区，就一溜烟地从家中逃走，跑到五百米或一千米外的地方。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加强身体锻炼，以免到时候体力不支，迈不动脚。我甚至想好了要怎样轻松地跳过四米的水沟。尽管我这般怕死，但是当别人好心劝我疏散到乡下时，我却毫不领情地拒绝了，坚持要留在东京。这种矛盾是我一生的矛盾，我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简单地说，我有一种让人难以理喻的好奇心。我是一个极度怕死的胆小鬼，可是却无法拒绝与好奇心嬉戏的巨大诱惑。我不曾诅咒过战争，我想，恐怕我是全日本唯一一个竟天真地与战争嬉戏的傻瓜了。
但是，我对以后没有任何设想。战争期间，我有几位朋友去了麻生矿业工作（目的是所谓的逃避征兵），我有时会去那里，跟在那里的荒正人(是)聊上几句。这个男人确信“一定会幸存下来”，说是当非常时刻来临时，一定会全力以赴，尝试各种努力，好让自己存活下来。平野谦(让)虽然没有憋着那么一股劲，不过他也有相同的想法。佐佐木基一(虽)也同样如此，他很早就跟一个女人逃到深山里去泡温泉了。也就是说，搞“近代文学”的那些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计划着幸存后的今天该怎么办。他们制定计划的能力着实不错，不过，他们在现实中的生活能力却不足，计划总是难以如愿。现实中面对生活的能力与知识能力的高低无关，就算是不善于制定计划的人，都比我们这些文学家要强。我们这些文学家，一旦遇到事情可就全然没有对策了。在蒲田政府第一次强制疏散几万人的时候，一个衣橱二十元就会被卖掉，荒正人从我这里听说这件事情之后，一副要立刻跑去蒲田买衣橱的表情。也就是说，他因为很确信能活下来，反而变得有些慌乱。
我却一点儿都不慌乱，我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我天生就没有那种为未来制定好计划的性格。我是一个在现实中游戏人生的男子，抱着万事“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消极信条走到了今天。佐佐木，荒正人他们是思想犯，才刚从拘留所出来，强烈地希望可以熬过战争，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荒正人信心满满地诉说着，不管多么辛苦都会坚持到底，不管使用多么卑劣难看的手段都要力争活下去。荒正人本来就是一个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劲头十足的人，从空袭这段时间开始他更是憋着一股劲，就像是对着空袭乱吠的动物一般，让人都觉得有些好笑了。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让人望而却步的猛兽。相反，面对空袭，装作一本正经，却在悠然看热闹的我，更像是心怀不正，毒性缠身的动物。
那件事是在平野谦被抓去军队的时候发生的，他说过“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回来”。我送他去东京车站说：“去战场说不定会比读无聊的小说有趣得多！”他用力捶了一下我的小腹，让我不要说风凉话。后来，他很巧妙地骗过了军医，第十天左右就被从兵营放了回来。
总之，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彼此说好，在战败后的日本废墟上，即便耍尽手段，用尽奇谋诡计都要活下来，他们想要站在拥有发言权的一边。他们的确是有意识地在说那些话，而那些在酒馆里排队的小混混们，想必内心也确信只有自己可以活下去，所有人都在心底谋算着各自的策略。
对于幸存下去后的生活，其实我的好奇心要超越他们那些人。我大致上有存活下去的自信，可是，我仍然坚持要留在东京。我一直在想象那样的场面，当东京被敌军包围，整个东京被践踏，骚动如地狱一般的时候，我会像地鼠一样，猛然从藏身处探出头来。既然碰巧遇到战争，我不会离开战争的中心区域，这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我的意识深处有着各式各样的好奇心，它们纷乱地交织在一起，想留在中心区域看局势发展与要存活下来看将来会变成怎么样，这两种好奇心最为强烈。当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要是不幸死了，那也不过如此而已。
东京大轰炸时，我把手头正在写的小说全部烧掉了，后来还因为那个感到很困扰。当时，我隐隐相信，至少在未来十年内我都会处于无法写小说的环境中，所以干脆把它们烧掉，不留任何后顾之忧，好让自己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轻松地出逃。盛夏时节，我用作废的稿纸烧了两次洗澡水。
在空袭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我隔不上三天就会去神田等地买书。朋友们都很错愕，他们说反正到头来还不是要烧掉，何必再要买书？我那时已经成了非要浪费点钱不可的男人，不能喝酒，也不能玩女人，除了看书没别的事情可做，所以只好看书。不过，不管遇上多么严重的空袭，我都不曾把买的这些书带出去，一本都没有带过，我带着一同跑出去的，只有别人寄放在我这里的一些东西而已。
实际上，我的确经常在看书，看的全都是些历史书。只不过在我看来，当时那些历史与现实已经变得非常之近。请看，第一，当时的晚上已经没有灯光照明了，步行代替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还原到了本来位于历史深处的朴素原形。人们为了买烟酒排队，同时也会有人插队；也有人会从“邻组”(与)推出代表，主张自己的权利。历史上所谓的权利、法律，也就是这样渐渐地组织化起来的。古代有所谓的“座”(推)，是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当时，那种为了保护相关利益，由个人组织起来、以伸张自己权利的最朴素的原始形态团体，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空袭后的日本，文明开化的绳索已经被切割成碎片，情形已经与“应仁之乱”(关)时的废墟日本无分轩轾。“上缴国库”这种做法，也越来越像古代庄园通行的做法，农民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藏米了。原形态的事物中没有任何美丽的东西，充斥的全都是赤裸裸的利己私欲，人们只是想借着行会或者团体，理所当然地守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历史的河流源远流长，我却深深感受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之短。那些排队的人们，把物品上缴国库的人们的内心世界，跟千年前的日本人并无区别。没想到才过了几年，文化就又回到了距今千年前时代最原始朴素的风貌。不过再转念一想，认定新秩序已经完成显然还太早。不需要分析日本过去的千年历史，就看最近这十年或者二十年，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战败后的日本，我觉得最好社会陷入尽可能最大的混乱，人的精神陷入尽可能最堕落的境地。因为，半吊子的混乱只会产生半吊子的道德，大混乱才是趋近大秩序的必经之路。而且，我相信，走在从最大的混乱到再建秩序这条路上的当代日本人，不需要再如历史上古人一般无意识地等待社会像水流一样慢慢向前淌，不需要再苦挨一段空虚而漫长的时光。
尽管如此，在万事当前私欲优先，所有的人都只考虑自我的黑暗战时世态下，却几乎没有小偷和强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当时最引起我好奇的事情，或者说最让我感到惊异的事情。虽然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标准，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尚能填饱肚子，所以就促成了这种平静的秩序，我忍不住要这样想。而且，即便偷了钱也没地方消遣玩乐，自然也就没有小偷了。
当时的社会劳有所得，有所食，无贫贱之分。请铭记当时那种如死尸一般毫无生气的平稳生活吧，人类的幸福不在于别人。即便做小偷，即便杀人，也仍然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某些东西，那才是人类所要的真实幸福。
战争中的日本人心态平和至极，甚至可以说是日本两千几百年历史中最最和气的日本人。当时所有的人都能填饱肚子，都可以通过劳作获得报酬，而且，连一个强盗都没有。夜晚城市里漆黑一片，几乎没有巡逻人员，到处是火灾过后的废墟，即便做坏事逃跑也不用担心被抓。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不用担心被别人认出来。深夜下班回家，人们不会防备可疑的脚步声，不会担心尾随而至的手电筒。小偷们、杀人犯们作案的外部条件如此完备，却几乎没有一个小偷或者强盗。可是人们因此就幸福了吗？我们成了一群只会漫无目的地埋头吃饭，然后虚无生活着的傻子，而不是人。
在社会秩序方面，那种连犯罪都很有限的社会可说是非常完善的。爱国热情似乎在高涨，迸发。多么虚无的美啊！自己家的房子被烧掉了，成千上万的房子被烧掉了，可是没有人为此而悲伤，只是木然地挖掘着焚烧后的废墟。旁边有人死了，人们已经变得看都不会再看上一眼，剩下的仅仅是与面对一只老鼠尸体时相同的心态。人们的内心变得如此麻痹，他们宛如恶魔的亲戚。可是，即便如此堕落，还是有饭可吃。而且，那时的人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是不会去当小偷或强盗的。想要的东西也不过是些衬衫或者浴衣之类，到澡堂里面大摇大摆地把别人的浴衣或者衬衫穿出来，就如同那衣服本来就是自己的一样，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常常会遇到。但是，做这种事的人的真正的内心已经沉沦到对犯罪麻痹的境地，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小偷或是强盗。平静的道德秩序下透着的是这般的寒酸，虚无，无趣。那种秩序里人类没有幸福可言，也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因为在那种秩序里人已经不算是人了。
毫无疑问，我自己也绝对算是那些傻子中的一员，而且是其中最虚无，最平静的傻子。我在当时还是会甜言蜜语地取悦女人，也会跟女人谈情说爱，互诉衷肠。跟我交往的女人本身也因为战争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比我还要自暴自弃。她的灵魂已经走到了末路，可是她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在幽会的时候，她有时会穿着正装裤过来，然而她荒废的灵魂与她一本正经的衣服风格是如此不协调。
我偶尔还是会去日本电影公司。专务的房间在四楼，因为不能使用电梯了，所以要爬三尺宽的窄楼梯上去。在那里，我经常会看到穿着邋遢罩衫，“哐当、哐当”地拖着木屐的男事务员，与身着脏兮兮裤子、也踩着木屐的女事务员肩搭肩地搂抱着在我前面往上走。我就走在他们后面三尺左右的地方，他们却对我毫无顾忌。那就是荒废灵魂的真实写照，是精神虚无的和平社会的真实写照。那些人就灵魂层面来说，已经不再关心穿着是否体面，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任何明日的希望。
我满怀热情，日复一日地阅读着那样的灵魂。在灵魂层面已经不在意穿着的我，用一双冷漠的鬼眼读着历史，读着人类真实走过的痕迹。当我与那个女人见面，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是用我冷漠的鬼眼，贪婪地注视着女人的身体。鬼是贪婪的，而且具有一种莫名的执着。于是，女人变得更加热情，也更加冷漠。女人是更加颓废的魔鬼。
我一直在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然而，不只是那个女人会这样。在大众酒馆里，流氓们占据了靠外面的最好位置。在抽着烟的游行队伍里，“邻组”的女人们行为更加恶劣。她们强硬地占据了队伍前面的位置，把拥有独占那里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流氓的内心与良民的内心没什么异样，无法得到地利的人，都只能在队伍的后面抱怨，能不能得到天时地利成了唯一的差别。除此之外，全日本所有人的灵魂都已经没有什么不同，都呈现出了流氓之相。说直白一点，全都成了流氓。
在蒲田被烧成一片废墟之前，我每天都会去围棋会所，虽然还因此被染上虱子。我当时的生活只围绕读书与围棋会所，然后就是偶尔跟那个女人幽会，仅此而已。
有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身体看起来有些虚弱，每天都会来围棋会所。他是田町附近一家工厂的事务员，有着强烈的反战思想，深信军队一定会溃败。他信仰共产主义，是一个十分纯真的青年，在他的灵魂深处爱人类胜过爱自己的私欲。有一次下大雨，他硬是要我穿上他的外套，自己淋着雨回了家。这位青年从不怀疑他人，他觉得为了拯救别人的痛苦而牺牲自我是理所当然的。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有着善良灵魂的人。
蒲田被烧成一片空地之后，我曾经在车站偶遇过他。当时他一副似乎没有吃饱的样子，脸色十分苍白。附近有一间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搭在火灾后的废墟上。有很多人在木板房门口排着队，他听说那是寿司店后，就跟我道别，加入到了排队的队伍中。青年的家被烧毁了。那一刻我本想请那位青年到我家去，因为我家有不少房间，也不需要他交房租。我也知道，青年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可是，我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因为那位青年的灵魂实在太完美，他太相信我了，我不忍心将他对我的幻想打碎。
我本身也是一个流氓，我的灵魂已经颓废，看起来虽然像是在专心而悠闲地读着书，但是我的内心早已住进魔鬼的国度。而且，我深深地相信，魔鬼读书时就如同圣人读书时一样，是头脑冷静且思维透彻的。
其实，所谓的魔鬼也不过是无聊之物。魔鬼没有希望，也没有目的。魔鬼也会爱上女人，再无其他。非要说有目的的话，魔鬼的目的只是喜欢破坏而已。
我喜欢美丽之物。有时候，在餐厅前面排队时，会有从工厂下班的漂亮女孩问我：“有餐券吗？”如果没有战争，那些女孩不会体会到这种痛苦。我把餐券递给茫然的女孩就逃走了，我有时确实会做出那种冒失的事情。任何的同情都是多余的，不是吗？对某一个人的同情，是不合理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也只应该是为了两个人以后一起生活的目的才给予。否则，我应该把餐券送给所有的女人。那些可爱的女孩或许后来会在空袭中死去，或许成了卖淫女，一切都无从而知。那是那些女孩的人生，必须由她们自己决定。只要我的人生不跟她产生任何交集，视她为路人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最好停止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同情。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情，不应该区别对待。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这是我的爱好。有的人爱古董，美术，有的人爱风景，我爱的只是美丽的女人。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我都不屑一顾。
我喜欢女人的美，像魔鬼一样喜欢，也有着魔鬼似的感伤。我根本不去想结果如何，我会为了自己瞬间的快乐而取悦你，令你惊讶，令你动心。说不定你并不会动心，而会觉得我有些可怕，不过你怎么想都无所谓，因为我只是想满足我自己而已。
我会请无聊的人吃饭，给别人钱，给别人东西。一旦我有了这样的欲望，我就会去实施。因此，在我的心底，没有所谓需要放弃的东西。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魔鬼式的无聊，就如同我没有让那个青年借宿一样。我心底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癖性，无法忍受持久的人际关系。
那个女人又穿着正装裤来跟我幽会。可是，她的灵魂只剩下了躯壳，对我没有任何的索取。她只想得到那一瞬间的欢愉，除此之外别无杂念。她没有任何的追求，那只是一具会慢慢感到快感而又渐渐崩溃掉的身体。
“你是个难懂的人，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那个女人总是这么跟我说。
也许是吧。那个女人的心里没有任何追求，任何稍微会思考的男人，在她看来都很难懂，无法亲近。离开的时候，那个女人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送她到车站，电车来了好几趟她都不上车，只是默默地笑，或是用木屐“咔嗒、咔嗒”地踢着石头，或是甩着包一圈圈转，或是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就在我纳闷的这会儿，她却突然说了声“再见”，然后就上了电车。那个女人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那个女人的愿望，只是等待战争结束，迎来日本最终完全崩溃的结局，然后重新开始一切而已。一切会崩溃到什么程度，似乎是她对未知的新世界仅有的一点期待。
我不知道除了我之外，那个女人还有几个情人，也有可能只有我一个。我没去过她住的地方，只是她会经常风一般地出现在我面前。
“你没有收到入伍通知单啊？”
“没有啊！”
“要是收到了你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啊。”
“你会死的。”
“谁知道呢！”
她总是会聊一些愚蠢而不着边际的话题。不管说什么，她都像是在用鼻子哼歌一样，可能是她觉得必须要说些什么，就不知不觉地就说起话来。其实，我也一样。说不定如果我们的语言不通，反而会更轻松一些，谁知道呢！
女人总是在笑，那是一张十分优雅，漂亮的脸，虽然每次看到她的脸，我都会想到这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多么没有追求的灵魂。对于我的这些想法，女人从来就不会在意，不管我说什么，她只是痴痴地笑。
“你在写有关黄河的剧本？”
“不写了！”
“为什么？”
“没有心情。”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写。”
“那当然，你只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女人不在意我的说法，脸上仍然泛着微笑。也许她根本就没听我讲话，她的脑袋里什么都没有想。
我反而觉得她这样的性格很可爱，这种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性格很让人着迷。那时的我，满脑子想到的只有这个。
有时候，盯着女人的脸，我的眼前不经意地会浮现出荒正人和平野谦的脸。我一直记得荒正人咬着牙说“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活下去”时的表情，还有他精力充沛，跃跃欲试，好像要立刻跑去蒲田，买下几个二十元衣橱的样子。他总是很自信，相信这些东西对日后的生活一定很有帮助。与女人毫无追求的微笑不同，他们的那些言谈举止才是我无法想象的世界。
我一直觉得荒正人和平野谦他们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原本就是读小说读得太多的一类人。他们那样的思考方式，或者说话方式不像现实中真实的东西，充满了小说味道，好像他们的脚不是踩在土地上，而是踩在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怎么样跟老婆谈话的呢？我能想象得出他们跟自己老婆说话的方式，只是他们的老婆会怎么样回应他们呢？！
不仅仅是荒正人和平野谦，很多的小说家，评论家，知识分子都被疏散到乡下去了，他们在等待着日本最后的命运，并坚信自己能够活下去。
可是，在如此狭小的日本，不管逃到哪里都不安全，我们当时甚至连敌人会从哪里登陆都不知道。我越发觉得荒正人的坚定信念很让人不解，奇怪他那种口口声声“不管怎样都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定信念到底来自哪里。换句话说，荒正人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可是归根结底却只是一个做着美梦的孩子，平野谦也不例外。他们有着非常坚定的人生信念，认为自己一定不会死，可以高举双手生还归来。然而，战争具有让人无从预测的偶然性和听天由命的破坏性，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这其中的严峻现实。他们所说的那些都仅仅是自己主观的想法而已，我们面对的却是单凭我们的意志无法改变的现实。
不只是对战争，荒正人他们脑子里面对人的思考也太过天真了。他们没能顾及灵魂的颓废，他们在思考人的问题，可是却没有试着去触碰自己的灵魂。所以，他们无论怎样考虑以后的事情，无论怎样与现实斗争都无济于事。也就是说，现实和灵魂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关系。
女人漫不经心的微笑总会让我想起荒正人咬牙切齿说话的样子。如果敌人登陆，战争在日本本土展开后，他会做些什么呢？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滑稽。所幸的是最后敌军并未登陆，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荒正人他们得以按照预定计划重新开始生活。不过，那也仅仅是出于偶然而已。对于他们认为因为坚信“不管怎样都一定要活下去”才活下来的这种说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况且，对我来说，与怀抱着梦想眺望现实，如魔鬼般吠叫着“不管做多么卑劣的事情也要活下去”的荒正人相比，女人露出的漫不经心笑容的更能让我感受到现实的严峻与可怕。在女人漫不经心的笑容中，潜藏着的是魔鬼式的随意与无聊。
大概是六月中旬左右，当东京变成一片废墟后，我终于打起精神写完了剧本《黄河》。说是剧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类似大纲的东西。那是我花了半年多时间读了数十本书的收获，虽然剧本只有草草的二十页，而且是花了一个晚上就熬夜写出来的。写那个剧本，我只不过是为了躲过一场噩梦，可是你知道为了躲过这场噩梦，这半年来我的生活有多么压抑吗？！现在，只是在报纸上看到日本电影公司的广告标识，我就会感到战栗不已。
人无法从事没有目的的工作，无法去做注定没有结果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写那个剧本，原本就是完全不靠谱的事情，虽然我最终写完了剧本。可是，那不是正常的工作，我只不过是为了躲避沉重苦闷的压力，昧着良心才完成了它。揣着一个在战争中颓废了的灵魂，我原本不可能做任何工作的。战争期间，我烧掉了自己手头上正在写的一半的文稿，那种做法才是我当时的灵魂的真实写照。那是一个无聊至极的如同魔鬼般的灵魂，沉溺于下棋，读书，有时会望着一个女人漫不经心的微笑发呆，或开心地玩弄一具毫无生气的放纵肉体，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