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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麦克英特尔太太对老黑人说，“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行。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扫，而她手里握着个耙子，不时从角落里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块老黑人没有清扫到的湿湿的地面。发现肖特利一家离开时她很高兴，这样她就不用撵他们走。她雇的人总是离她而去————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人。她雇过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难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们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说过，世事两难全，而且她对难民很满意。“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她又满意地说了一遍。
“我和您，”老头弯腰把锄头拖到了饲料架底下，“还在这儿。”
她准确捕捉到了他语气中的意味。一道道阳光透过开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着他修长的双手握着锄头，佝偻衰老的身影凑在手上。她对自己说，或许你到这儿的时间比我早，但看来等你走了我还在这儿。“我半辈子都在应付没用的人，”她严肃地说，“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黑人和白人，”他说，“是一样的。”
“我熬到头了。”她又说了一遍，飞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领子，她把罩衫当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着一顶黑色宽檐儿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块买的，现在被用作遮阳帽。“钱是罪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痛恨金钱。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是因为流通的钱太多。”
老黑人认识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穷得雇不起黑人干活。”他说，“他说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来了。”
她身体前倾，手叉在胯上，伸着脖子说：“哼，那天已经快要到来了，我告诉你们每个人：你们最好放聪明点。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现在有干活的人。”
老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搭话，什么时候不应该。他最后说：“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还不是最差劲的。”她说，“我清清楚楚记得加利特家。”
“他们后面是考林斯家。”他说。
“不对，是瑞菲尔德家。”
“主啊，瑞菲尔德家！”他咕哝着。
“他们没一个人想干活。”她说。
“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颂，“但是过去从没有过一个人，”他直起身子来和她面对面，“和现在这个人一样。”他肤色发黄，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挂在蛛网背后。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锄头，把刨花堆到独轮车旁边。她冷冷地说：“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扫谷仓的那点时间里，他都已经清扫完了。”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嘀咕着。
“是从波兰来的。”
“波兰和这儿不一样。”他说，“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叽里咕噜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她说，“你对他有什么看法的话，就大声说出来。”
他一言不发，颤颤巍巍地蜷起膝盖，用耙子慢慢清理饲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汇报。”她说。
“不是说他应该不应该做，”他嘀咕着，“而是别人都不那么做。”
“你对他没意见吧。”她简慢地说，“他要在这儿待下去。”
“我们只不过是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低声说着，露出礼貌的笑容。
“时代变了。”她说，“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吗？它在膨胀。人太多了，只有聪明、节俭、有干劲的人才能生存。”她在手掌上敲出聪明、节俭、有干劲这几个词语。穿过长长的隔栏一路望过去，她看见难民正握着绿色的水管站在敞开的谷仓门边。他的身影僵硬，她觉得自己得慢慢地走近他，即便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认定这是因为她无法和他轻松攀谈。每次和他说话，她发现自己都在嚷嚷和不住地点头，而且她发觉总有个黑人躲在最近的棚屋里监视。
“真的！”她坐在饲料架上抱起胳膊。“我想好了，我在这儿遇上的渣滓已足够耗尽我一辈子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和肖特利家、瑞菲尔德家或考林斯家搅在一起，世界上有的是干活的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多余的人？”他问。
“人都是自私的。”她说，“他们生了太多孩子，已经丧失理智。”
他抓起独轮车把手，退出门去，又停下来，半边身体在阳光里，他站在那儿嚼着口香糖，像是忘了该往哪个方向去。
“你们这些黑人还没有意识到，”她说，“我是这儿管事的。如果你们不工作，我就赚不到钱来付你们工资。你们都倚靠我，但是你们每个人却表现得好像事情是倒过来的。”
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听到她的这番话。最后他推着独轮车走出门去。“法官说他知道的魔鬼好过他不知道的。”他口齿清晰地低声说，推着小车走了。
她起身跟在他后面，额头中间的红色刘海下出现一道深深的竖形凹槽。“法官早就不付这儿的账单了。”她尖声说。
他是这儿的黑人里唯一一个认识法官的，他以为这样就了不起。他看不起她的另外两位丈夫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她每次离婚，他都用含蓄礼貌的方式祝贺她。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在她的窗下干活。他自言自语，展开一场谨慎的、拐弯抹角的讨论，自问自答，反复几次。有一次她悄悄站起来，重重拉下窗户，以至于他差点跌倒。他偶尔和孔雀说话。孔雀跟着他溜达，眼睛稳稳地盯着他屁股口袋里支出来的玉米穗，或者，孔雀会坐在他身边啄自己。有一次她在敞开的厨房门边听到他对孔雀说：“我记得过去这儿有二十只孔雀，现在只有你和两只母鸡了。克鲁姆在的时候有十二只，麦克英特尔在的时候有五只。现在就剩下你和两只母鸡了。”
她立刻迈出门去站到门廊上说：“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两个名字了。你搞搞清楚：等这只孔雀死了，就再也没有孔雀了。”
她之所以还养着这只孔雀不过是出于迷信，担心惹恼了坟墓里的法官。他喜欢看着孔雀们在周围走来走去，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有钱。她的三任丈夫里，法官和她最贴近，尽管她只亲手埋葬过他一个人。他就葬在后面玉米地圈出来的一小片祖坟里，和他的母亲、父亲、祖父、三个姑奶奶以及两个夭折的堂兄埋在一起。她的第二任丈夫克鲁姆先生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精神病院，她估计她的上一任丈夫麦克英特尔先生正在佛罗里达某个酒店房间里烂醉。但是法官和他的家人一起埋在玉米地里，永远在家。
她嫁给法官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她看上他的钱，但还有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承认的原因是，她喜欢他。他是个抽鼻烟的脏老头，在法院工作，有钱到全郡闻名，他穿短靴，系领结，穿黑色条纹的灰西装，不分冬夏地戴一顶发黄的巴拿马帽子。他的牙齿和头发都被烟草熏黄了，面孔是黏土般的粉色，坑坑洼洼的，上面布满一道道神秘的史前记号，像是和化石一起出土的。他身上总有股汗湿钞票的特殊气味，但是他从来不带钱，连一个子都不带。她为他做了几个月秘书，老头犀利的眼睛立刻发现这个女人爱慕他。他们结婚后的三年是麦克英特尔太太人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日子，但是他死了以后，她才知道他破产了。他留给她一幢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亩地，他在死前设法把树都砍了。这仿佛是他成功人生的最后一次胜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但是她活了下来。尽管遇见一连串连老头自己都很难对付的佃农和挤奶工，她还是活了下来，一直对付着一帮喜怒无常的黑人，甚至还时不时地与敲诈犯、牛贩子、伐木工人较劲，还有凑在一起开卡车来的买卖人，在院子里大声按喇叭。
她身体稍稍往后仰，在罩衫底下抱着胳膊，满意地看着难民关上水管，消失在谷仓里。她同情他，这个可怜人被逐出波兰，穿越欧洲，不得不栖身于陌生国家的一间棚屋里，但是她无需为此负责。她自己也有过艰难的处境。她知道什么是奋斗。人人都得奋斗。穿越欧洲来到这里的路上，古扎克先生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他可能奋斗得还不够。她给了他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对此心怀感恩。除了他干活努力外，她对他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她来说还不够真实。他就仿佛是她见证和谈论的奇迹，她却仍然无法相信。
她看见他从谷仓里出来，和正从场院后面走来的萨尔克打了招呼。他比画着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两个人便站在那里盯着看。她沿着小路朝他们走去。黑人的身影又高又懒，像平常那样傻乎乎地探着圆脑袋。他比白痴好不了多少，要真是白痴的话，多半是好工人。法官说过，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雇白痴黑人，因为他们不停地干活。波兰人飞快地比画。他把什么东西交给黑人男孩以后便走开了，她还没走到转弯处，就听到拖拉机的声响。他下田里去了。黑人原地站着，目瞪口呆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她走进场院，穿过谷仓，赞许地看着干净潮湿的水泥地。现在才九点半，肖特利先生从没在十一点之前洗干净过任何东西。她从谷仓另一头走出去时，看见那个黑人正在她跟前慢吞吞地斜穿过去，眼睛还盯着古扎克先生给他的东西，没有看到她。黑人停下脚步，蜷起膝盖，看着手里的东西，舌头在嘴巴里打着圆圈。他拿的是一张照片。他举起一根手指，轻轻地拂过照片的表面。接着他抬头看到她，一下子怔住了，举着手指，似笑非笑。
“你干吗不去田里？”她问。
他抬起一只脚，咧开嘴，拿着照片的手往屁股口袋里伸。
“那是什么？”她说。
“没什么。”他咕哝着，自觉地把照片交给了她。
照片上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白裙子，金色的头发上戴着花冠，浅色的眼睛向前望去，眼神安静温和。“这个孩子是谁？”麦克英特尔太太问。
“他的表妹。”男孩高声说。
“那你拿着照片干吗？”她问。
“她要嫁给我。”他的声音更响了。
“嫁给你！”她尖叫起来。
“我掏一半钱让她过来。”他说，“我每个星期付给那人三块钱。她现在长大了。她是他的表妹。她一心想要离开那儿，不在乎嫁给谁。”他大着嗓门连珠炮似的说，接着看着她的脸色，声音渐渐平缓起来。他注视着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像蓝色花岗岩，但是她没有看他。她沿路望去，远远传来拖拉机的声响。
“我想她是来不了了。”男孩咕哝着。
“我会帮你把钱都要回来的。”她不动声色地说，把照片对半折起，转身走了。从她矮小冷硬的身影完全看不出她非常震惊。
她一回房间就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把手压在心头，像是要把心脏摁住。她张开嘴巴，发出两三声干涩的轻吼。过了一会儿，她坐起来，大声说：“他们都一样。向来如此。”接着又直直地躺回去，“二十年来我不断遭受打击，他们甚至连他的坟也要扒！”想到这个，她便无声地哭了起来，不时用罩衫的卷边擦眼泪。
她想起的是法官墓碑上的小天使。有一天，老头在城里一家墓碑店的橱窗里看到一个裸着身子的花岗岩小天使。他立刻买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小天使的脸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有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在回家的火车上，他让小天使坐在他身边绿色的长绒坐垫上。麦克英特尔太太从没注意到她和小天使容貌间的相似。她觉得它非常吓人，但是当赫瑞家把它从老头的坟墓上偷走时，她还是震怒了。赫瑞太太觉得小天使很漂亮，常常跑去墓地里看它，赫瑞一家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天使，只剩下它的脚趾，因为赫瑞老头挥舞斧头的时候砍得稍微高了一点。麦克英特尔太太一直没钱再去买个新的。
她尽情哭完以后，起身来到后厅，这个密室般的地方又黑又安静，像个礼拜堂，她挨着法官黑色机械椅的椅边坐下，手肘撑在书桌上。这是一张巨大的卷盖书桌，上面都是文件格，里面塞满沾灰的文件。旧的银行存折和分类账本装在半开着的抽屉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空的，却上了锁，像壁龛似的放在中间。自打老头走后，她从未动过房间的这个角落。这是对他的纪念，有点神圣，因为他曾在这里打理工作。稍稍往旁边动一动，椅子就发出骷髅般刺耳的呻吟，听着像是他在抱怨没钱。他的第一条行为准则便是说话口气要像世界上最穷的人，她也学会了，不是因为他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当她皱紧眉头坐在空空的保险箱跟前时，她便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穷了。
她一动不动地在书桌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钟，接着像是累积了些力气，起身钻进车里，往玉米地开去。
道路穿过一片阴暗的松树丛，通往山顶，山上一大片绿穗般的树木像扇子似的连绵起伏。古扎克先生正绕着圈从玉米地的外围往中间收割，中心的墓地被玉米遮住了。她远远地看见他在山坡顶上坐在拖拉机上，身后是青贮切割机和大车。黑人还没来，他不时得从拖拉机上下来，爬进大车里把青贮散开。她站在黑色汽车跟前，不耐烦地看着，胳膊抱在罩衫底下，他慢慢沿着田地的边缘往前开，渐渐向她靠近，看见她朝他挥手，叫他下来。他停下机器，跳下车，一边跑上前来，一边用一块油腻腻的抹布擦着红红的下巴。
“我想和你谈谈。”她招呼他到林子边的树荫里来。他脱下帽子，笑着跟在她身后，但是当她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眉毛像蜘蛛脚一样又细又凶，不祥地纠在一起，深深的竖形凹槽从红色的刘海底下一直插到鼻梁。她从口袋里掏出折起来的照片，默默地交到他手上。接着她后退一步说：“古扎克先生，你要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弄到这儿来，嫁给一个肮脏的偷东西的白痴黑鬼！你真是一个禽兽！”
他接过照片，笑容又慢慢回到脸上。“这是我的表妹，”他说，“她那会儿十二岁。第一次领圣餐。现在十六岁了。”
禽兽！她对自己说，她看着他，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被帽子护着的额头和脑袋还是白色的，脸的其他部分都晒红了，覆盖着密密匝匝的黄色汗毛。他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是两颗闪亮的铆钉，眼镜靠近鼻梁的位置用捆干草的铁丝修补过。他的整张脸仿佛是由好几张脸拼起来的。“古扎克先生，”她起初说得很慢，接着越说越快，直到气喘吁吁地停顿在一个词语中间，“那个黑人不能娶一个欧洲来的白人老婆。你不能和黑人这么说话。你会刺激他，而且这是不可能的。或许在波兰可能，但是在这儿不可能，你得住手。这太蠢了。那个黑人没有脑子，你会刺激……”
“我表妹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他说。
“你的表妹，”她肯定地说，“不能过来和我的黑人结婚。”
“她十六岁，”他说，“在波兰。妈妈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营里等着。等了三年。”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翻来翻去，又找出另外一张照片，还是这个女孩，年长了几岁，穿着不像样的深色衣服。她靠在一面墙上，身边站着一个看上去没有牙齿的矮个儿女人。“她的妈妈。”他指着那个女人说，“她两年前死在集中营里了。”
“古扎克先生，”麦克英特尔太太把照片推回他手里，“我不想让我的黑人不高兴。这儿不能没有黑人。我可以没有你，但是不能没有黑人，如果你再对萨尔克提起这个女孩，你就不用再替我干活了。你明白吗？”
他一头雾水，仿佛要把头脑里所有的词语都拼在一起想个明白。
麦克英特尔太太想起肖特利太太的话：“他什么都明白，只是假装不懂，这样就能肆意妄为。”她的脸上又浮现出起初的震怒。“我不明白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她说，“会把一个无辜的可怜女孩带到这儿来，嫁给那样一个玩意儿。我不明白啊。不明白！”她摇摇头，蓝眼睛痛苦地望着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像是累了似的垂下胳膊。“她不在乎是不是黑人，”他说，“她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
麦克英特尔太太感到膝盖一软。“古扎克先生，”她说，“我不想再和你讨论这件事情了。如果再这样，你就得自己滚蛋了。你明白了吗？”
那张拼凑起来的脸没有说话。她感到他压根儿没有看她。“这是我的地盘，”她说，“我决定去留。”
“没错。”他重新戴上帽子。
“世界上的苦痛与我无关。”她想了想说。
“没错。”他说。
“你有一份好工作。你能待在这儿应该感恩，”她补充说，“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恩。”
“没错。”他稍稍耸耸肩，回到拖拉机里。
她看着他爬上拖拉机，发动机器开回玉米地里。他开过她身边，转了个弯，她爬上坡顶，抱着胳膊站着，严肃地眺望着田野。“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她咕哝着，“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我对付得了赫瑞家、瑞菲尔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对付古扎克家。”她眯起眼睛，视线聚焦在拖拉机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像是正通过瞄准镜盯着他。她一辈子都在和世界容不下的人斗争，现在她要对付一个波兰人。“你和其他人都是一路货色，”她说，“————不过是聪明、节俭、有干劲罢了，但我也一样。这是我的地盘。”她站在那儿，黑帽黑衫的矮小身影，一张苍老的天使般的脸庞，她抱着胳膊，像是没有什么能难得住她。但是她的心脏怦怦直跳，仿佛已经受了内在的打击。她睁开眼睛把整片田野尽收眼底，在她宽阔的视野中，拖拉机还不如一只蚱蜢大。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微风吹来，山坡两边的玉米晃动着掀起巨浪。庞大的青贮切割机单调地咆哮着，源源不断地把切碎的青贮粉末喷进大车。夜幕降临前，难民应该已经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两座山丘的两边只剩下残茬，中间的墓地像小岛一样升起，法官正微笑着躺在他被亵渎的墓碑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