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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沿着文艺发展的道路、本身成长的过程，已略如上述。现在来谈谈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和其他客观条件，是个什么样儿；对于它又起了些什么作用；以及它反映了元代社会一些什么情况。
一、元杂剧产生的背景
元代蒙古族统治阶级，从北中国到整个中国的统治当中，始终贯穿着种族压迫、种族歧视的政策，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灭了南宋以后，把当时的中国人分为四个等级，以便在多层对立的复杂矛盾中，加强控制，巩固其统治地位。这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即较早被征服的西域各部族，亦称“诸国人”），汉人（较早被统治的黄河流域的汉人和金人等）和南人（最后被统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人）。这四种人在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更主要的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都有贵贱高低之分，待遇有很大的差别。例如：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准还手；打死了，蒙古人只赔点“烧埋银”。重要的政权机关，不准汉人、南人做官吏；一般机关的头头，汉人、南人只能做副手。并且停止科举考试多年，不让汉人、南人通过科举的途径，取得做官吏的权利。由汉人、南人组成的军队，只能驻在边地，不能驻在中原、要地。对于汉人、南人防禁得非常严密：私造、私藏兵器的处死刑。汉人，除了当兵的以外，一般不准学武艺、打猎或手执弓箭、兵器，犯者按情节轻重治罪。甚至连夜晚走路和点灯，也在禁止之列。聚众结社和“乱制词曲为讥议”，都严加禁止和处罚。当时被统治的各族人民，尤其汉人、南人，真是动辄得咎，行动没有一点自由，生命没有丝毫保障。
阶级压迫随着种族压迫而愈加深化：政治黑暗，官吏贪污，例如：元初，任用著名的搜括、压榨能手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等人相继管理全国财赋，人民被压榨得几乎一无所有。而一般地方官吏，没有薪俸，由他们自己想办法括钱，他们自然为所欲为，贪赃枉法，视为当然，仅大德七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每锭合五十两银子）；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1] 。至正五年，被苏天爵所弹劾的贪奸官吏就有九百四十九人 [2] 。元王朝的大量冤狱，正是大量贪污的必然产物。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廿三载无名氏《醉太平》云：“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农民起义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些情况。
随着军事占领，蒙古贵族和蒙古军大量地侵占民田，变作牧场。全国还有所谓“屯田”一百二十几处，每处占田多则几万顷，少亦千顷。又把南宋皇室、大臣等所占有的田地以及“公田”，分“赐”给元王朝的皇亲国戚以及和尚道士们，多的被“赐”十几万顷，少亦几千顷。那些受田的人，委用土著、奸吏当庄头，巧立名目，额外多取。催租人员又征求供应，恃势横行。农民活不下去了，只好往外跑，或者被迫做他们的奴隶。一般官吏与和尚所侵占的民田，也不在少数。此外，还有所谓“赐户”的办法，把农民当作货物一样分赐给王公、贵族及官僚们做农奴。买卖人口的风气也很普遍。元王朝在北方本以游牧为业，灭宋后，他们自己依然保持着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过用上述种种办法，把汉族的农民变成他们的农奴，不事游牧而从事农业生产而已。元杂剧中有许多豪强强占良民为奴及买卖人口的故事，正是上述社会现象的反映。
还有高利贷，也是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一种极其残酷的剥削方式。官营高利贷的机构叫做“斡（wò）脱所”，私营的叫做“解典库”；这种业务叫做“斡脱业”。利率是：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总数又翻一倍，名为“羊羔儿息”，就是俗称的“驴打滚”。到期，债户偿还不了本息，那么，牲畜、房产、田地以及妻女便被抵押或抢走。元杂剧里反映这种情况的相当多。
由于统治者对社会生产力的大力破坏，对人民无限制的压榨，使得人民无力医治创伤，恢复生产，因而在全国各地每年的水、旱、虫、饥、疫等等“天灾”的侵袭之下，更是救死不暇。根据史料，我们极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中统元年到至正末年，一百零几年的时间内，所遭的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其中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元杂剧如《陈州粜（tiào）米》、《赵礼让肥》等剧中所反映的灾荒情况，不过是元代现实生活里的千百分之一而已。
加上平时异常频繁和沉重的徭役，以及连年无休止的征战、屠杀，生活在那样混乱时代的人民，真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当时辗转呻吟的广大人民群众，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纷纷反抗、起义，少则千百人，多则几万以至几十万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点着反抗的火焰，此伏彼起，与元代政权相终始。无怪乎当时人民写出“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的话了。
广大人民既有反抗的实际行动，当然也会有把这种反抗行动、意识和身受的痛苦反映出来的要求，这就赋予了元杂剧以积极的、反抗的重要思想内容。而通过杂剧的艺术形式，反映这种行动和要求的重大责任，就落到了许多优秀的元杂剧作家身上。
元王朝崛起于北方，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只是军事力量比较强大。为了有效地统治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们所采取的统治办法和任用官吏的制度，都是适应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并掺杂着种族歧视而订制出来的，与中国历代传统有很大的差别。这里只谈谈任用官吏的制度。
中国历代都是通过地方推荐或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一部分知识分子补充到政权机关中去；知识分子也认为这是唯一的正当的出路。但元代却不如此：掌握军事、政治大权的，是蒙古族或色目人中的贵族、军人，并以世袭、承荫————血缘关系，由他们的子孙继续担任重要职位。中下层的官职，则由各种“吏员”（如税吏、库吏、令史、典吏等）分别担任和升充。工匠、医、算、阴阳等行业，也都各设官职专管其事。这些吏员和各行业的官儿，并不需要具有很高文化、很多知识；而中国传统式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瞧不起这些官儿，同时，也干不了他们的行道。处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元王朝对于被征服的汉人、南人很不放心，为了限制他们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虽经许多大官僚们多次建议，恢复中国行之已久的“开科取士”的办法，但都拖延没有实行。一直到元代中期，企图缓和一下汉人、南人对自己的反对，才勉强断断续续举行过几次科举考试。即使这样的考试，汉人、南人依然不能取得与蒙古人、色目人平等的地位。
不仅如此，随着蒙古贵族、元帅、万户、千户们的铁骑所及，千万被掳掠去当工奴、农奴的人民当中，也包括大批大批的“儒士”在内。元最高统治者曾经多次禁止这种掳掠行为，并勒令把被掳的儒士释放为良民，才使得其中极少数幸运的儒士们暂时脱离了奴隶地位。由此看来，读书人在这个时代，社会地位特别低下，大概是事实，“九儒十丐”（元代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两个阶层是读书人和乞丐）的说法，以及元杂剧里所说“秀才每（们）当正军”、“儒人颠倒不如人”的感叹，不是没有根据、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般读书人处在这种境遇，绝大多数较正派的，既不肯屈身于蒙古统治者，又不愿弃儒为吏；既不甘心于才能的埋没，又不能不为生活谋一条出路，于是，其中有些人就和两宋以来社会上编写讲唱文艺的团体————书会————结合起来，替他们编写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各种讲唱文艺的脚本。由于这些人饱经苦难，目睹各种黑暗现象，和广大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深刻体会到人民的痛苦，也深深知道人民内心里蕴藏着什么样的哀怨和忿怒，以及有如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倾泻感情的迫切要求，因而，挥动他们蘸饱了血泪的大笔，写下了时代的黑暗和辛酸，写出了人民的忿怒和呼声，这是必然的事情。
这样看来，人民的苦难和愿望，需要人来为他们抒写，而一些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正直的读书人毅然承担了这份重大责任，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既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又倾吐出自己的悲愤。因之，这种新兴文艺————元杂剧，一经创作、出现，便风起云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演唱于当时，流传于后世，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此外，元杂剧又是在元代都市畸形发展条件下的产物。
元王朝统治整个中国以后，农业生产上采取的措施，已如上文所述：占大量耕地为牧场，在腹里（中央直辖地区）及各行省选择肥沃田地实行军事屯垦，对贵族赐田、赐户，或者把良田变成草地，或者掠夺人民的土地，高度集中起来，或者把人民掳掠去变成农奴、工奴。这种种办法，无疑对社会生产力起着破坏作用。但另一方面，对各种工匠却相当重视和优待，建立各类作坊，集中人数众多的工匠于大都市里，让他们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军需用品等，以满足统治者生活享乐的需要，军事上的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当时，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不久，西欧、近东各国与中国商业往来密切。而元帝国横跨欧亚两洲，在统治整个中国之后，曾开官道，设驿站，置守兵，使道路畅通无阻，陆路、海路的中外交通都相当发达；中外贸易相当繁荣，东南沿海一带设立了许多市舶司专管其事。据当时西人马可孛罗《行纪》所述的汗八里城（即大都，现在的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情况，其繁荣程度，都已十分惊人。其中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是可以相信：当时统治者把主要靠武力从东、西各地掠夺来的丰富物资，把工匠们大规模制造出的产品，怎样来消费、享受，怎样来分赐与各个贵族、臣下，怎样来和外国贸易、换取其他物品，而且这种集中和分散，总是在几个大都市里进行的。由于这种原因，促使这些大都市暂时畸形的繁荣，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适应这些大都市里新兴的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当时都市经济发展下必然的产物。环绕统治者消费享乐，和军事、商业目的，在少数几个大都市里，聚集起来人口众多的城市居民当中，一部分是吃饱喝足闲得无聊的统治者：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吏、地主，千千万万的军官，以及中外富商豪贾等，都需要娱乐，满足他们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广大被统治的各个阶层，他们同样需要文化娱乐，以求得一个抒愁解闷、倾泄自己痛苦、表露自己愿望的场所。所以，大都市和娱乐行业有其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前者往往刺激后者，为后者提供物质条件，是后者兴盛起来的重要客观因素。只要看现存元代刊行的杂剧脚本，上面不是印着“大都新编”，就是标明“古杭新刊”（杭州是南宋首都，后又成为元代在南方的军事、商业重地）；再看元代大戏剧家们，前期聚集在大都，后期集中在杭州：都足以表明二者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了。
各种客观条件既已具备；源远流长的讲唱文艺本身发展也到了足以向前再迈进一步的程度，成为纯粹、独立的戏剧的主观条件也完全成熟了；又经过像关汉卿、王实甫那样一些天才的剧作家的意匠经营，孕育创造，便开放了这一枝我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元杂剧。
二、元杂剧里所反映的元代社会情况
如上文所述，元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政治黑暗，贪污，冤狱，高利贷，读书人无出路，婚姻无自由和买卖婚，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等等，这些现象，无疑地会在元杂剧里反映出来。这里，只略举数例，以见一斑。例如嘲骂官吏的：
你子父每（指官吏们）轮流着当朝贵，倒班儿居要津（指权势衙门）。则（只）欺蒙着帝王子孙。猛力如轮，诡计如神。谁识你那一伙害军民聚敛之臣？……都是些肥羊清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半斤。
————《王粲登楼》
这厮每世不闻，倚主欺宾，仗富欺贫，倚势欺人。……岂是人，岂是人！类飞禽，类飞禽！
————《苏子瞻风雪贬黄州》
隋江山扭做唐世界，也则是成败兴亡；怎禁那公人狠劣似豺狼！
————《黄粱梦》
河涯边趱（zǎn）运下些粮，仓廒（áo）中囤塌下些筹。只要肥了你私囊，也不管民间瘦！
————《陈州粜米》
坑人财，陷人物，吃人脑，剥人皮。……这都是剥民脂膏，养的能（那样）豪旺。
————《玉壶春》
百姓每恰似酸馅一般，都一肚皮真包着气。
————《东窗事犯》
反映高利贷剥削和买卖人口的杂剧，数量相当多。例如《窦娥冤》，窦娥的父亲借了二十两银子的债，到期本息要还四十两，还不起，就把窦娥变相地抵押与蔡婆做童养媳。《罗李郎》，苏、孟二人因应试无盘费，将一双儿女质典与罗李郎。《鸳鸯被》中，刘员外自言“广放私债”，因李府尹借他十个银子，刘员外就逼李的女儿李玉英出卖贞操。《看钱奴》，贾员外以一贯钞买了周荣祖的孩儿。其余如《绯（非）衣梦》、《东堂老》、《货郎旦》、《忍字记》、《刘行首》、《合同文字》、《勘头巾》、《来生债》等剧里，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了一些高利贷剥削的消息。
反映饥荒的杂剧也相当多，如：《合同文字》：“如今为六料不收，上司言语，着俺分房减口。兄弟，你守着祖业，俺两口儿到他邦外府赶熟（逃荒）去来。”《陈州粜米》：“今有陈州官员申上文书来，说陈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几至相食。”其余如《赵礼让肥》、《霍光鬼谏》、《朱砂担》、《盆儿鬼》、《合汗衫》、《救孝子》等剧里所写的饥荒及强徒们肆无忌惮，杀人越货，正是当时农村破产，生活无着，社会动荡的一些具体写照。
描写妇女受压迫和婚姻问题的许多剧，则反映了元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例如：《救风尘》中宋引章被打“五十杀威棒”，“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临江驿》里的张翠鸾被丈夫遗弃，诬为“逃婢”，几乎丧命。《窦娥冤》中的窦娥，被高利贷、官吏贪污和泼皮无赖欺压，而最后送掉性命。妇女的这种苦难，不仅存在于人间社会，就连“神仙”世界也不能免，《柳毅传书》中的龙女，就被丈夫遗弃、受苦而不得不改嫁。
至于男女婚姻，在封建社会，本来绝大多数是父母包办的，男女双方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元代，这种情况更加厉害。有压迫就有反抗，因而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自然也不少。元杂剧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反映这个问题的。例如有名的《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张生煮海》、《金线池》等等，都是反映这类问题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许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剧作者要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发泄胸中的痛苦，而又想避开统治者所撒下的“禁网”和不必要的麻烦，就只好向历史上去寻求足以借题发挥，借喻隐射的题材，由古装人物出现在舞台上替自己说话，而达到“讽今”的目的。所“讽”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一般官吏，应有尽有。当然，也有作正面歌颂，用古人来对比今人的，实际也是一种较曲折的讽刺手法。另外，还有一些反映其他问题的杂剧，这里不详谈了。总之，元杂剧是算得上反映元代社会现象的一面镜子的，尽管镜子上面还偶有模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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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元史·成宗纪》。
[2] 见《元史·苏天爵传》。